据说，《南京！南京！》被迫改变档期，是为了给《变形金刚2》让出暑期黄金档。提前3个月上映让陆川和他的制作团队措手不及，四平八稳的后期齿轮突然疯狂转动，所有人都疯了。

怀柔基地，片头设计师来嵩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哭了？”陆川诧异，“不至于吧，做个片头至于这么伤感吗？”“熬的……3天没有合眼了。”3天没回家的来嵩，身上已经有了动物园狮虎山的味道。

探访历史深处是艰难的。这4年里，陆川和他的团队为这部电影煎熬着。剧组每天都在出事，陆川曾3次因阑尾炎发作进医院，高圆圆得了忧郁症，制作助理小周累得哮喘发作，在天桥上倒作一团……最难捱的时光是剧组因资金问题解散的45天，陆川没回北京，躲在天津过完了春节。

《南京！南京！》首映礼放在了4月22日的南京，第二天是南京解放60周年，这相当于把电影放在了渡江胜利前夜。

上映10天后，这部投资8000万元的影片，票房收入超过1.1亿，韩三平执掌的中影集团和另一投资方江苏广电成了大赢家。内地拥有过亿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屈指可数：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以及因《疯狂的赛车》而跻身其中的70后导演宁浩。陆川成了第5位。

我想重塑中国人强悍的形象

据说，作家陆天明很早就意识到儿子是个“危险分子”，因此将他送到军校。陆川说自己算不上“危险”，只是“特别热爱看热闹”，“比如中央电视台那楼着火了，我当时正跟制片人韩三平吃饭，立刻下楼，开车40分钟，横跨整个北京城去了。往街上一看，有哥们脚跨在车里，身子探到窗外，看得忘情了。砸美国大使馆那次，大家排队，砸一下走了。我排到前头看完了别人砸又绕一大圈走到队尾继续排，一共排了3回。哥们儿就好看热闹。”

在南京读军校，学的是国际关系。8年军旅生活后，199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2002年，《寻枪》上映，陆川“出道”；2004年，《可可西里》上映——王朔说，拍了个“好人好事”，陆川成名。

他偏爱大题材，“那些边缘的，贩夫走卒、柴米油盐的故事，可能也能拍成电影。两个人坐在那里吃面条，满目生活的无奈，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琐碎乏味，难道还要去电影院重温一遍？我的理想，是重塑中国强悍的形象，所以我要选择一些深入大家记忆和情感的、大的题材。”

他最初接触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是在2005年初。当时深圳电影制片厂想找他拍一部关于拉贝救中国人的片子，他阅读了一些史料，发现与流俗说法不同，南京陷落后，国人的抵抗无处不在。“我忽然觉得得说说这件事儿，我们能不能用强者的姿态，自信地、从容地、很有理性和关怀地来说这件事儿？这对重新梳理我们的历史观有价值。”

王朔对陆川的评价是“老走险招”，陆川回应，“其实我也不是老想走险招儿，就是赶上了。”南京大屠杀，比可可西里更敏感更宏大的题材，《南京！南京！》又一次赶上了。争议的焦点，在于这部电影是否美化了日本人，以及陆川本人对日本、对那段历史，到底是什么态度。《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的共同点正是：无法只是限定在电影中去谈论。

相比民间的众声喧哗，官方给了《南京！南京！》很高的评价。中宣部文艺局和国家广电总局把它列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第一批重点国产影片”、“爱国主义教育指定影片”。这部电影还被选为“全国红军小学爱国主义指定影片”，将被送到革命老区的红军小学去放映。陆川表示：一定会剪出一个适合小学生的版本。

星美传媒董事长覃宏曾说：“这个片子从最开始到现在，一切都是非常规的。”陆川则在一次采访中提及，2006年，剧本被外交部否决，他与覃宏“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剧本审了大半年，拍完又审了大半年。“真正在拍电影的时候，体制、资本和市场在导演这里会作非常多角力。我也一直在作这样的思考，因为我知道跟体制角力的过程也是改变体制的过程。如果你很有诚意地去跟体制交流，体制跟你不是对垒的关系。”通过一番“死磕”，2007年3月，《南京！南京！》终于获得拍摄许可。

日本演员对我们的不敬业看不下去

在编剧的过程中，有个晚上陆川模模糊糊梦见日本兵张牙舞爪击着鼓朝他走来。他把这梦写进了剧本，后来这成为支撑他做完电影的另一个动力。

“祭祀之舞有一些很核心的东西，我觉得它是天授的。”这场戏说的是日本兵占领南京城后的庆典，也是他们对战争亡灵的祭奠。鼓是在河南做的，因为日本鼓太贵了。“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着鼓面，让皮紧起来。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4分钟。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因为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过，人家一直在那儿传承着这个。战争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异族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

在日本人敲鼓时，有个群众演员还在说笑，敲鼓的日本演员下来直接给了这群众演员一拳，立刻被围了起来。“这个问题可能很敏感，但事实是日本演员对这部戏的尊重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对我们的不敬业看不下去，到最后甚至是日本演员在替我们维持秩序。”陆川说。

“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着拍的。日本演员不拍他不理解的戏，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我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干，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逼得我找了大量的照片来证明。这几个日本演员特别好，拍一场强奸戏时，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喊‘停’，他们立马把衣服给她们盖上了，然后鞠躬。”

饰演角川的中泉英雄，爷爷曾是日本士兵，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回日本后自杀了，所以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多了一份家族的感受。

陆川非常强调制作。《南京！南京！》声音做了8个月，音乐做了十几个月，都是“中国制造”，“我们希望做一个民族工业电影，要不然一说制作就拉到日韩，永远是拿钱培养外国人。你只有用等同于欧美一线影片的制作跟国外电影放在一起才能够证明，中国不只是有DV电影，也有精良的制作。”

“基本上带‘南京’这俩字的书都看了，台湾找了一批，美国找了一批，期间还去了6次日本。另外我以前学的是军事，看资料时都比对过，更接近于真相。”陆川说，《南京！南京！》后期的制作是“考古式”的，衣料上的纹路、妇女的发型，都曾参考历史照片，甚至群众演员也找跟照片上长相近似的人。“这么多张脸，你要是找出穿帮的，500块钱一个！”——剧组内部，他已用50块钱一个的标价“排查”过。

陆川形容自己的状态是“燃烧”：“这部电影会给我一个更大的平台，让我去做更大的事，但我确实有点不敢做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投入起来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怕自己再次燃烧起来。”

那些狭隘的小人心态

人物周刊：听说《南京！南京！》报批时，电影局的桌子上放着5本同样题材的电影，那一年大家都在拍大屠杀。

陆川：对，我们是2006年9月份正式报批，因为07年就是70周年了，很多戏想扎在那时候去拍，所以挺困难的，电影局不可能让这一年全放南京大屠杀的片子。

人物周刊：最后你们审批通过了。

陆川：我们比别的片子能扛，很多片子等着等着就没了，我们一直扛着。2007年3月拿到立项证书时，我们已经把几百万花掉了，场景啊、剧组啊，很多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可能电影局也是看我们当真想去做这个项目，所以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人物周刊 ：有人称《南京！南京！》是“投爱国主义的机”。

陆川：听说这种说法。一般都是那种假装思考，而且没有太出过远门的人，假装看得特明白。这些人是带着投机的眼镜看所有事儿的，什么都先分析动机。那些搞投机的人都做短线，谁会没吃没喝，搁三四年生命在一个事儿里？

我觉得那些人挺二的，用特别狭隘的小人心态来看待一群年轻人的真正的诚意。拍《可可西里》的时候，我们上山连救生装备都没有，因为我们太穷，把所有的制作费都花在拍摄上了。如果我们是算计的人，完全可以在内地城市搞黑色幽默，何必到山上玩命？我们在可可西里呆了一年多，基本算一回上山下乡。别人抽烟喝酒的时候我们在山里跟盗猎分子聊天，跟他们拥抱，睡在冰天雪地。我们在用生命跟要拍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做到这个分上了还叫投机，那投机成了褒义词。

另一个就是说《南京！南京！》，说我选这个题材怎么怎么。你知道吗？光审查，前前后后就一年，剧本就审了大半年，拍完后又审了大半年，无数次让人觉得要夭折了，这怎么投机啊？风险这么大。还是心里揣着投机的人看出了投机。

为什么把抵抗都给抹杀了？

人物周刊：王朔看了电影以后说，如果光看后半段，完全是世界级的大片，是否同意他这个评价？

陆川：我同意他对后半段的评价！(笑)其实前半段也不错，王老师还给我挺大启发的，他觉得这部片子不仅仅影响中国人，所以导演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保持一些距离去看待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就此细聊，他说话是游击战风格的，但我感觉他更喜欢后2/3，也就是屠杀之后的。我个人则特别热爱刘烨那部分，关于南京城巷战的部分没人讲过，其实在民间大家都很清楚，但是70年了都没人去讲，我特别希望表现出来。

我在当时日本人的日记里发现了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件事儿，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打枪的拖过来一看，是一个没发育好的小男孩，但也穿着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当然就被日本人杀了。我突然觉得中国人太牛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以往历史的这一面我们知之甚少，因为过去我们对屠杀的记忆都集中在伤痛上了？

陆川：那类史实看多了，我就会想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去了？守城牺牲的将士，最后只找到了3个真实的姓名。还有，为什么把抵抗都给抹杀了？我发现他们的逻辑是“因为我们没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狗屁逻辑，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中华民族从来没放弃过抵抗，怎么到南京就没有抵抗了呢？我们不是要拍耻辱，我们就是要拍中国人的抗争。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导演必须有所疏离，但拍这样的题材恐怕难免有情绪过于投入，甚至失控的时候。

陆川：挺分裂的，拍自己人的戏时显然就无法抽离出来。拍刘烨临死前那场戏，哭得不行了。当时我把帽子扣到了鼻尖上，口罩戴在鼻子上面，这样谁也看不见我的表情了。当时也有反对意见，说拍这个戏一直很冷静，这个段落你怎么表达得这么直接？但这是真事儿，当时在屠杀现场，国民党军官带着弟兄们一起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我们想了半天，还是决定让他们喊出来，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中国人即使被屠杀的时候也是有尊严的。

人物周刊：你的片子跟其他拍南京大屠杀的片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用了一个日本军人的视角吗？

陆川：前两天在北大有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

我们70多年来一直用自己的视角拍南京大屠杀，又有哪一部电影走出过中国？世界不接受我们这种哭诉式的表达。70年后拍《南京！南京！》既是拍给中国的，也是拍给世界的，可能后者的意义更大。从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让世界看到，一场战争不仅仅折磨着被侵略者，同时也在折磨着侵略者的灵魂。

我是当兵出身的，真正在军营呆过的人才知道战争是什么，闭着眼睛喊口号不如真正地去了解战争和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国、美国，我们做了很多场放片会，他们事先特别担心宣传味会很浓。出来后一致的评价，就是“objective(客观)！” 同时也显出70年后的中国更加自信，能够从更高、更普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这就为《南京！南京！》走向世界，特别是走向日本，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人物周刊：在最初的剧本里，小豆子是牺牲了的，但最后电影中他活了下来，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陆川：孩子的生命是这部电影的主线，战争中生命的火焰就是在这些内心有善意的人手中一棒棒地传下去的。我读过一些日本兵的日记提到他们曾放过中国人，小豆子活下来是我和我的整个团队的愿望。我就是想说：中国人会一直活下去，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我太忙了，实在没时间崩溃

人物周刊：从《寻枪》到《南京！南京！》，你对电影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陆川：从前气挺盛的，特别狂热，这次我把自己内心最底层的情感给拍出来了。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觉得我会拍电影了，自由了，不再是跟自己较劲的状态。

想玩电影的人太多了，我就是想玩、玩了、还玩好了的少数人。从某个角度说，我不如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幸运，但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在这个事上很开心，自得其乐——说拍电影困难绝对是个撒娇的行为，谁让你丫困难了？当然这话有可能激怒我的合作者。我总是凌晨4点睡，7点起，8点给哥们儿打电话说工作。后来他都被我搞成强迫症了，只好说我是个坚强的精神病患者。

(长时间沉思)我有过短暂的濒临崩溃的时候，但我从没想过放弃。原因很简单，我承担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还要为剧组承担；我也不仅仅是导演，还是这部戏的执行制片人。一天24小时，我可能23个小时都在想这部戏到底怎么回事，这些资金到底怎么用。我完全沉浸在事务的海洋中，我实在没时间崩溃。

人物周刊：那你怎么安抚演员们呢？

陆川：圆圆最崩溃时，我们把她送回了家。当时我们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她的精神已经到了最紧张的边缘，我的脾气也特别暴躁。我跟她说，要不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她就离开了剧组大概一个多月。

演员是一拨一拨来的，但是我不能走，我永远得在剧组呆着。拍完的那天，大家都疯了一样收拾行李想跑回北京，可我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我特别痛恨这部电影为什么会结束。我在长春住了11天，什么都不干，就是在房间里躺着，东晃晃西晃晃，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发呆……反正就是不想回北京。

这种感觉拍《可可西里》的时候也有。拍完《可可西里》大家收拾了行李就跑，我自己开一个吉普车，从可可西里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西宁，从西宁到西安，每个城市住一天，每天闲逛，就觉得回北京我会受不了。这回也是。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事儿里，这事儿特别伟大，让人激动，灵感四溢；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开始沮丧，觉得又要过没意思的日子了，说些没用的话，满大街的人，让我窒息。

人物周刊：你不感到累吗？

陆川：现在不知道自己哪里伤了，但肯定有问题。做巡回的点映时，演员们累得东倒西歪，都睡着了。大巴只有两个人醒着：我跟司机。我根本睡不着，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给北京的所有发行商，打电话处理很多问题，想把这部电影推得更远。特别想在宣传期过去后出趟国，去欧洲或者美国，呆一下，坐坐火车，写写日记，看看书。不去想电影，只是呆着，让自己修复一下。

陆川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不满意。进入电影业以来，这是我最惶恐的时期。

Q：对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A：坚持，可能是完成这部电影惟一的心得。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父母成长的年代在我看来是一个纯净时代，我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情怀。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我们的民族已经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很多曾经维系和支撑我们的谎言已经锈迹斑斑，是重新反思和拷问自己的时候了。

Q：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你对你所从事的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A：幸运的是，每次经济危机带来的都是电影业的蓬勃发展，我相信中国电影工业还有起码10年的飞速发展。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我们这一批人现在要解决的，可能都是动力问题。父母逐渐老去，要承担；自己家庭要承担；很多人还要承担下一代的教育和抚养；自己的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面对年轻一代，我们似乎有了授课的资格和权利，但扪心自问往往都处在各式各样的瓶颈期。在这样的四面围困和消耗中，我们要拿出怎样的力量突破禁忌？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在思想上，必须能坚守自己独立的信仰，并将信仰有效传播给自己的团队；在实践中，必须能在绝境中为团队指明方向，并引领团队走出困境。

Q：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个人自由。对于电影人来说，没有自由的表达，就没有表达的意义，其他的责任和权利也都谈不上了。

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我是从电影和书籍中获得太多滋养的人，所以影响我的书和电影太多了，不过现在看来，生活本身对我的教育更大。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生命。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幸福感是我最渴望的，可惜，也是我至今比较少体会到的。不安是最经常伴随我的感受。最大的担忧：失去方向，失去力量。

陆川

1971年出生，199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主要作品有《寻枪》(2001)、《可可西里》(2003)、《南京！南京！》(2008)。